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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国家审判权对藏族部落习惯法
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
作者:德西·巴周  发布时间:2014-01-20 14:45:01 打印 字号: | |
  藏族人民长期以来遵循历史遗留下的部落习惯法,以此来解决各类矛盾和纠纷,但时至今日,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认知度的不断提高,藏族人民开始对部落习惯法的有些内容的公正性产生了动摇,并对适应现代藏族生活提出了质疑,甚至于用法律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评判习惯法。这就给国家审判权优于民族习惯法的论断有了更具深远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形式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藏族部落习惯法赔偿“血、命价”之间的对弈

   习惯法主要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至于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并不是解怒息诉的关键;而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根据赔付能力而不一定实现,只能仅就刑事部分给与制裁。面对这样的矛盾,习惯法从形势上采取的手段为1、隐案不报,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时已经实行了“血、命价”的赔偿,并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态度上,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持抵触情绪,尤其是被告人认为“一只羊剥了两层皮”,属一罪多罚,且双方唆使辖区宗教人士及群众联名请求减轻处罚或者释放被告人,向审判机关施加压力。2、对尚未得到“血、命价”赔偿的被害人及其亲属不可能通过法律途径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取得赔偿款,而是依仗习惯法不顾及被告人被刑罚而强行株连被告人亲属索赔,甚至于重新制造事端殃及被告人亲属,不考虑被告人亲属的赔付能力。如:2008年12月30日青海省班玛县某乡发生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该案的缘由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被告人父亲身为国家干部在履职期间与被害人之父发生过摩擦。据此,被害人一直伺机报复,结果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案发后,被告人畏罪潜逃。期间,双方亲属按照习惯法形成了以下协议:1、被告人一方亲属赔付“命价”三十万元;2、不允许被告人亲属与被害方在同一部落居住。后于2009年10月28日被告人投案自首。该案移送起诉至人民法院后,被害方亲属未再就附带民事诉讼另行起诉。遂审判机关依法审理后,鉴于被害人有过错,且被告人自动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较好,综观以上情节作了减轻处罚。宣判后,当地群众对习惯法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纷纷斥责:赔偿过高,而且造成被告人一方背井离乡,有悖于公序良俗。又如:青海班玛县吉卡乡牧民桑保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被告人桑保与被害人曾因草山问题发生过矛盾。于是被害人借家族势力一直以来挑衅或辱骂被告人,并在案发当天被害人持刀先行动手,致被告人受伤后出于自卫反击,导致被害人死亡。案发后,被告人桑保及时投案。由于被告人在其部落无直系亲属,被害人一方无法实行“命价”赔偿,故向人民法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于是审判机关不失时机地邀集了县调解中心的人员及被告人所在地宗教界人士、还有群众中较有威望的人员,以及被害人亲属等共同参与下,主持调解了该案的民事赔偿部分。审判机关充分考虑了被告人的赔付能力,又兼顾对被害人亲属一方以赔偿方式给予抚慰问题,最终民事部分圆满调解告终。刑事部分考虑到被害人有过错,具有防卫性质,投案自首,被害人亲属谅解等综合情节,对被告人桑保适用了缓刑。该案宣判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普遍认为通过法律渠道不仅能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其“争回”了脸面,同时,审判机关量刑时也考虑了被告人积极赔付的情节,切实为双方当事人消除矛盾奠定了基础。至此,本案尘埃已定,掩卷之后,当地法院奔赴各个乡镇大力宣传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在这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习惯法赔偿“命价”的博弈中,审判机关“棋”开得胜,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良好形象。

   二、刑事审判与习惯法的利弊之争

   在藏区刑事案件一直以来处于高发态势,严重影响藏区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违法分子潜逃现象日趋严重,追捕工作因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使得违法分子长期逍遥法外,不能及时惩处,成了危害社会的隐患。其原因不外乎主要与藏区盛行的部落习惯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针对杀人、伤害案件,被告人是否潜逃,对于被害人或其亲属不影响实行“血、命价”的赔偿,因为被告人亲属约定俗成地要承担经济负担,但像偷牛盗马、抢劫等具有隐蔽和跨区域性的案件,受害方自行邀集亲朋好友追捕罪犯,这种情况既导致矛盾激化,又耽误了司法机关及时查处案件,而且转化成杀人、伤害案件,使有些受害人成为致害人,或者致害人又对受害人制造更为严重的伤害,成为引发群体性械斗的事端。而一旦抓获了致害人,又依习惯法擅 作处理,致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如:班玛县知钦乡被告人吉某伙同两名外来人员在本地区盗窃牲畜被失主抓获, 双方按习惯法“私了”,失主将两名外来案犯释放。虽然吉某后来在其亲属的劝告下投案自首,但由于失主擅作处理,造成其他同案犯至今未能归案的结果。

   偷牛盗马案件在藏区历来居高不下,藏区人民身受其害,对此类案犯深恶痛绝。袭用习惯法来处理这些案件,表面上能够暂时缓解矛盾,但今后无疑对违法分子重新犯罪奠定了心理基础,实际为犯罪分子起到了“保护伞”作用。2009年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果洛州人民检察院、果洛州公安局联合下达了《关于敦促犯罪分子在逃期间投案自首的公告》并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分别对陆续投案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处理。作为审判机关既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藏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又消除了社会隐患,受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汉藏通婚后导致的离异纠纷与习惯法之间的对峙

   自文成公主进藏之后,形成汉藏同胞通婚习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所有婚姻并非都贴上了幸福的标签,在现实生活中夫妻离异的案例随处可见。不同的是汉藏联姻的婚姻体系一旦瓦解,它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不单单是伦理道德的范畴,更具法律层面的深刻意义。习惯法虽然也对夫妻离异纠纷有其较为丰详尽而严厉的条款,但毕竟不能成为束缚其他民族身份者的情感自由的绳索,在这种特殊的婚姻背景下,实行藏族习惯法对离异纠纷的管控权如履薄冰。因此,给藏族同胞频频接触国家法律创造了机遇和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对藏族夫妻之间解决离异纷争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仿作用。如:原告李某,男,汉族,青海省湟中县人。被告卓某某,女,藏族,青海省班玛县人。

   原告李某来班玛打工期间,经他人介绍认识了当地卓某某并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男孩,后因夫妻双方民族不同,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导致感情破裂,双方闹离婚时,女方坚持按藏族部落习惯法来解决,男方则要求诉诸于法院。后经审判机关受理该案并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1、离婚;2、生育的男孩由女方抚养;3、男方每月给付抚养费100元。当地群众对此案极为称赞,因为按习惯法处理,夫妻间生育的儿女,确定其监护权的一般规则是:男孩归男方,女孩归女方。而在此案中,被告卓某某不仅享有了孩子的监护权,而且男方每月付抚养费。这种有史以来罕见的特例竟然在一个女人身上实现,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因此,她颇为荣幸。而原告只身一人来此地谋生,经常要外出打工,不便于抚养孩子,乐于交由她抚养。本案中的原、被告双方各遂心愿,皆大欢喜。此案的处理在群众中树立了审判权的神圣地位,维护了法律的统一和尊严。

   四、审判机关与习惯法就赔偿内容的数额标准悬殊之间的矛盾

   据史料记载:藏族习惯法就赔偿内容的数额标准主要以身份来划分确定,这种等级制排序主要归纳为三:一是部落头人;二是活佛;三是一般百姓。并视不同的纠纷内容来制定具体不同的赔偿数额方案,同时还提倡男女不等、童叟有别、贵贱分明,很难确定或者归纳一个比较共性的侵权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而且,同类案件经“私了”后,因双方部落势力的悬殊,产生不同的赔偿标准。这种情况往往在人身损害或一般的交通肇事引发的赔偿领域较为明显,随着民间赔偿数额日趋上升的实际,难免给人民群众的心理上留下了依法索赔数额普遍偏低的概念,挫伤了依法解决的积极心。这种丧失公平的等级制分配方案,其赖于生存的基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在全民信教的藏区被人们所乐于接受乃至盛行至今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但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和利益追求的加剧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最直接或者最凸显的变化就是赔偿数额的骤增,而且是呈相互攀比的趋势。这就引来了人们对原来显失公平的赔偿制度的排斥心理和挑战意识。如:1998年班玛县某乡发生了一起命案,被告人亲属按习惯法赔付了十三万元“命价”,这在当地引起一片哗然,如此之高数额在当时的该地区不仅是首例,而且在整个果洛辖区屈指可数。可发展到了现在,“血、命价”数额已跨越出老百姓能够承受的经济底线,突破了三、四十万的大关。这种高额走势造成被告人亲属不堪重负,不得不陷入债台高筑的窘迫境地。在如此极速膨胀的“利益”面前,原本不富裕的老百姓迫于“无奈”的将视角关注到了审判机关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法律规定上,不得不正视和权衡审判机关与习惯法对赔偿数额确认上的公平性。

   五、对藏族部落习惯法所持的无奈与尴尬的态度

   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藏族群众的居住环境由原始式的分散、偏僻的游牧方式逐步转型为新牧区定居点建设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和乡村道路硬化工程的实施,加剧了牧民之间相互交流、沟通,以及与外界社会频繁接触和交融的步伐,因此先进文化与进步思想不断的冲击着陈旧的习俗,使得藏族部落习惯法其存在的价值体系融入了很多质疑。但众所周知,习惯性作为一个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的法的形势而出现,不可能一下子被人们所背弃或者挣脱其束缚,必须要有个顺序渐进的过程。倘若某些人为个人权益而追求新的方式来加以定纷止争,那么其必然要遭受依靠部落习惯法掌权人的斥责和不满。如:当事人依某某的儿子驾驶一辆小型面包车,从家里赶往乡上办事,车内有其堂兄及另外二人乘坐。其中一乘客携带一把自制枪支,并在途中因枪支走火致中弹身亡。事发后,所有的乘车人员均称,持枪人因酒后不慎将自己击中身亡。而亡者家属坚持认为被堂兄二人故意杀死,如果不给予“命价”,将会邀集亲朋好友向依某某家进行“出兵”。面对亡者亲属施加的压力,依某某身为驾驶员父亲力争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但对方执意索要“命价”,并以部落名义相威胁。最终依某某迫于无奈给付命价20多万元,才将事态平息。类似出于无奈情况下进行妥协的事件在藏区随处可见。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表现形式:1.冠以部落习惯法炮制出的“私了”现象普遍盛行。所谓的“私了”就是双方邀集亲朋好友,在部落头人或者在民间享有较高威望的人员和宗教人士的参与下,共同解决争端,平息双方矛盾纠纷的做法。但这种做法随着藏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已不适应人民群众利益的需求,而且一旦调处不成,存在着进一步激化争端的隐患。“民不告官不究”是我国民事法律遵循的基本原则,而这对牧区来说放纵了“私了”现象的随意滋生和蔓延,甚至逐渐将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也纳入“私了”的范畴。2、对侵权损害赔偿的认识相当模糊,反而热衷于索取“赔命价”、“赔血价”、“赎罪金”等方式来填补个人的损害,成了依法正确维护牧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障碍。因草山、地界等原因诱发的侵权行为,双方当事人通过“出兵”采取杀人、伤害等极端措施,来碍性解决矛盾纠纷,造成更大的群体性事件。3、基层调解组织机构不健全、人员短缺,各方的支持力度不够,减弱了及时处理农牧民之间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的力度,加大了乡、县级司法部门不能尽快了解和掌握事态的难度,促使一般的侵权纠纷转化为打架斗殴等刑事案件。4、涉及到侵权损害赔偿问题,大部分群众虽然愿意依靠国家法律手段来解决,但又畏惧于不按照部落习惯法来处理将会牵连家族受到排挤和歧视。考虑到今后部落中的地位而放弃了诉讼的权利。

   综上所述,藏族地区的历史包袱依然十分沉重,藏族部落习惯法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类型,在封建部落制度社会背景下产生,并为其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不可能适应今天的藏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但在有些藏区受思想观念、传统意识的支配,习惯法仍然占有广阔的“市场”。但笔者相信,在实现依法治国战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审判权代替习惯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应随历史和社会全面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那么如何将藏族部落习惯法纳入法制化轨道,笔者认为具体要抓以下工作:1、形成以政法委牵头,县、乡、镇各调解组织密切配合,审判机关积极参与的联动机制,开展覆盖整个属地藏区依法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当然,藏族部落习惯法在许多方面有其积极的因素,在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独特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应当客观、公正对待藏族部落习惯法的利弊关系,汲取合理因素,摒弃不适应新牧区建设的陈规陋习,要充分尊重藏族群众的自由选择权,坚决抵制按部落习惯法强行处理矛盾和纠纷而造成有悖于公序良俗和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产生;任何人不得制止和干预藏族群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要不惜案件成本,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以减免诉讼费,加大巡回审判力度等方式拓宽人民群众的诉讼渠道。主动掌握和审查藏族部落习惯法作出的裁决内容,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法纠正;尤其是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失或者当事人不服调解内容而强制履行的行为,视其情节给予制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国家审判权的威慑力使藏族部落习惯法逐步纳入现代化法制化规范的范围,为构建藏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切实发挥审判机关在规范、指导和评价社会个体中的职能作用,以实现司法的导向功能并将这一功能的效用不断放大。树立公权利的震慑力和权威性,才能向人民群众主动敞开一扇随时通往法律的大门,但在藏区只有穷尽了一切非诉讼的解决方式后,人们才会借用国家制定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这就存在一个能动司法的问题。藏区是一个从法律角度完全处于弱势群体所聚居的领地,客观的讲,国家实施二十余年的普法之旅到底畅游到了没有这片土地?当然,山高谷深,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均能成为阻断普法之履的缘由,但依此为借口使高原藏区成为用法律的锄头未曾开荒的“处女地”,我们难辞其咎。面对如此特殊的群体,我们应当把握主动权,加强普法教育工作是关键。社会治安的稳定为发展经济提供了保障,与其让牧民群众以几十万元的“赔命价”、“赔血价”、“赎罪金”来为违法分子购买一张逃避法律制裁的“许可证”,而使违法分子亲属承担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还不如克服困难,加大法制宣传工作,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更为实际,宣传法律势在必行,刻不容缓。3、以借藏族部落习惯法进行“私了”,擅自处理犯罪分子的牧民,在加强教育的同时,给与一定的处罚。对瞒案不报者,视其索取的“私了费”数额给与相应的罚款或让其负一定的刑事责任。促使牧民群众自觉放弃陈规陋习,自觉地运用法律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唯有如此才能保障牧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受非法侵害。从而根本取缔陈规陋习在牧区的滋生与蔓延。
责任编辑:班玛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