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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藏区民间调解模式的利弊关系与国家
审判效能的指导作用
作者:德西•巴周  发布时间:2014-01-20 15:12:38 打印 字号: | |
  藏区民间调解在化解藏民族内部矛盾,消除各类纷争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容置疑,因此,探讨、分析和研究藏区民间调解的合法性问题在构建牧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阶段尤为重要,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拜读2010年第6期《青海审判》刊登的何向阳同志撰写的《藏区“裁决式调解”的合法性问题初探》一文后颇有感触,作为一名工作在藏区审判一线的少数民族干部,让本民族长期积淀并袭用至今的习俗文化聚焦在大众认可的视线下,并为了实现与国家法律衔接、相融的目标而力尽所能应当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同样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

  藏区民间调解模式囊括了整个藏区社会各类矛盾纠纷的调解范畴,其生命之绿未因历经数千年的沧桑而褪色,愈加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的旺盛态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评估和选择其合理存在的意义及价值就是要体现在是否经得起法律文化、进步思想与现代文明的检验,遵循优则传承,劣则淘汰的历史发展规则,这就意味着不能缺失二者中间衡量公平正义的标尺即国家法律与道德准则。我们在研究和探讨一个新的课题,而这一课题又涉及到合法与否的这样一个严肃问题时,应当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去客观分析、认真研讨之基础上,评判其本身所包含的良莠不齐、利弊兼有的本质属性。下面,我就藏族部落习惯法前沿下的“藏族调解模式”中的利弊关系对藏族现实生活的影响以及在发挥国家审判效能的统率作用下如何引导和纳入现代法制化建设体系方面略谈浅见。

   一、藏区“裁决式调解”之弊端

  (一)混淆调解对象(受案范围渗透到刑事案件领域)

   藏区调解模式解决的并不局限于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基础上的主体间的矛盾纠纷范围,超权介入国家法律确定犯罪,且以司法程序应当刑罚的严格界定内,影响司法的权威,削弱了打击刑事犯罪的力度。这种现象尤其在伤害、盗窃、赌博等犯罪领域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1、以罚代刑,干预司法。不管是涉及到刑事范围的赔偿或者是一般的民事纠纷问题,民间调解结果追求的仅仅是以实物(包括钱款)形式来实现赔偿,据藏族史料记载,历史上出现过挖目、烙额印、刖鼻、割耳、断肢等酷刑,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现行法律的干预,实行刑罚的强势力已从历史的舞台销声匿迹。然而,取而代之的以罚代刑的新型做法虽然与国家法律背道而驰,可在民间调解的“庇护”下出现了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司法程序。例如:加某以其草场内修建的房屋存在质量瑕疵为由,故意前去承包工程的老板张某某处要求赔偿损失。张某某认为其实施的工程与签订合同所列标准相符,并无质量问题,故拒绝赔付。加某见索赔无望,持刀行凶,致张某某险些丧命。后经地方民间部落人士出面调解,以加某赔偿“血价”告终。虽然,本案致害人的行为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构成了犯罪,但由于受民间调解习俗的影响,放弃了刑事自诉的权利,放纵了违法分子。该案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并非纳入民间调解程序所能矫正和弥补的,无形中对国家在牧区实施基础建设的一系列工程中,成为敲诈勒索、抢劫、毁坏工程机械,甚至殴打施工人员的隐患。

  2、唯利是图,放纵罪犯。在选择国家法律与民间调解之间,有些当事人抱有侥幸心理,在利益的驱使下往往采取非法律的手段去对付犯罪,依靠民间调解力量来追求利益缺失与弥补之间不平衡的“超额利润”,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导致瞒案不报,其潜在的危险性在于容易诱发群体性械斗事件。民间调解的初衷是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但这一美好的愿望并没有冲破笼罩在藏区上空的犯罪阴霾,反而成了聚拢诸多罪行的“避难场所”。例如:多某,系四川阿坝县务工人员,在本地区盗窃一辆摩托车后逃至原籍,受害人经多方打探,知道了多某所为,并召集一帮亲朋好友通过关系在异地按习惯法进行了调解。不但追回了被盗车辆,额外获取了一定数量的“赎罪金”,认为一举两得。实际上这种“规矩”使犯罪分子拉进了重新犯罪的“泥潭”。构成犯罪的案件纳入民间调解的范围内,这种违背法律的极端做法严重影响了打击犯罪,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

  3、支持违法诉求,导致犯罪嚣张。近年来,赌博恶习在藏区死灰复燃,不仅影响社会治安稳定,而且成为藏区畜牧业生产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使牧民群众原本不富裕的家庭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甚至出现了部落与部落、家族与家族,各内部之间相互盗窃牲畜进行赌博的现象。从而纷争不断,矛盾凸显。但由于赌博其本身具有的隐蔽性和再加上由此引发的纷争大部分通过民间调解擅自“私了”,故打击该类犯罪的司法力度处于薄弱环节,助长了赌博犯罪的嚣张气焰。例如:扎某系无业游民,在牧区利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理条件开设了野外赌场,为招揽“生意”,大肆发放高利贷,从中谋取暴利。才某某因经常借用高利贷涉赌,导致所欠扎某赌债无能力偿还而双方之间发生了纠纷。后彼此邀集部落民间调解人员进行了协商,结果支持了扎某的诉求。才某某迫于无奈,只能变卖家庭牲畜抵债,使原本不富裕的生活陷入了雪上加霜的困境。

(二)影响实体公正载决的因素

  藏族民间调解模式在处理一般的民事纠纷的实体问题时,许多做法凌驾于道德准则之上出现了背离“公序良俗”、“公平诚信”原则的违规行径,但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作为主持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三人,他们也毕竟要遵循历史遗留的习俗和传统思维的管束和影响,从而造成人们对具有藏区特色的调解模式产生了质疑的同时,对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

   1、在藏区,家族之间的势力悬殊,影响了公正载决当事人利益分配的均衡问题。以姓氏为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群体中,姓氏的历史影响仍旧作用和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势力的强弱,这难免对当事人形成履行调解结果的叛逆心理,这种历史遗留的两极分化制度仍然成为人民思想上的包袱,主要体现在藏区民间调解格局中不能保证弱势群体在诉讼活动中的平等地位。调解主体不平等势必引发调解结果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例如:德某某,系一位孤寡老人,一直以来独居在县城附近的居民小区。因为一次入室盗窃案,使这位七旬老妇缠上了一起民间“官司”。有一次,老人外出回家发现门窗被撬,一些物品被盗,遂前往派出所报了案。后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发现,作案人为洛某某,是当地一名未成年人。后案犯在监所乘人不备,畏罪自杀。而该犯亲属却以因老人报案才导致其儿子死亡为由责备老人难咎其责,遂坚决要求赔偿间接“命价”。而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经民间调解,以老人“败诉”告终。此案中,民间调解模式不能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最直接、客观的原因不外乎家族势力起着决定性作用。

  2、藏族部落习惯法是封建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根据当时的社会性质而框定的许多规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发展规律。如“净身出户”、“驱逐出境(流放)”等制度无不反映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和权威所实施的具体手段、措施,毫无疑问,这在当时的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令人疑惑的是,时至今日,这些做法依然潜移默化地成为惯例应用,不仅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冲突,且引起了多数藏族人们的不满情绪。例如:被告人索代故意伤害致死一案,附带民事赔偿部分经民间调解按照习惯法达成了以下协议:赔偿“命价”三十万元;不允许被告人亲属居住在该部落。众所周知,国家实施草山承包到户的政策已经无形中占据了藏族部落习惯法实施“流放异方”处罚的空间,取缔了这一恶习存在的基础。但仍旧在习惯法的威慑下使被告人亲属不得不落户于县城附近。

  3、遵循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原则是衡量人们之间相互正常交往和生活的基本要求,而旧的习惯在旧的时期可能是“良俗”,但不一定被现代社会所接纳甚至于有可能被排斥。在新旧习俗相互冲突的情形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必然成为选择新旧习惯利弊的价值标准。藏族民间调解模式仍然残留着旧的习惯体制阴影,影响了矛盾纠纷的公正处理。比如,原告爱外求东于2002年5月1日依法取得了原籍青海省班玛县吉卡乡辖下3119亩草山承包经营权,但因其儿子的一场以同居关系引发的“离婚”纠纷,被所谓的“儿媳妇”霸占了长达5年之久。2004年,原告之儿柔某同被告德某某未经登记结婚以夫妻名义同居后,原告爱外求东见小两口子居无定所,并腾出其修建在草场内的房屋让与他俩居住,自己则在乡上借用他人房屋艰难度日。时至两年后,原告之儿怀疑其妻与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故与她理论,而德某某不但死活不承认反而向柔某索要名誉损害赔偿。遂俩人离异后,德某某以爱外求东之儿将该草场作为澄清其清白的名誉赔偿抵押于她为由堂而皇之地占为己有。该案后经民间调解,将所有权人爱外求东的草山划分为二。这在当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后经当地法院审理,原告依法取得了草山承包经营的归属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盛行于藏区的这一调解模式暴露出了许多弊端,然而,地处偏僻、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等等客观原因不能成为拒绝或者隔离矛盾纠纷的“屏障”,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从未间断过。因此,在千年的摸索中藏族人民逐渐寻找到了解决彼此之间冲突的办法,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得到的藏族民间调解模式。当然,随着国家法律的普及,用法制视野去评判固然存在许多不适应当代藏族社会生活的方面,但其形成历史远比国家法律的诞生久远,所以,应当以包容的态度客观论断是非。以上案例是藏族调解模式展露出来的弊病,而且已不再是个案,已逐步蔓延成为藏区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要成为否定其实效性的依据,又觉得未免过于牵强和以偏概全。调解模式的确在藏族现实生活中发挥了定纷止争的作用,在维护藏区社会稳定大局中彰显出了极具民族特色的调解作用和价值功能。

  二、“藏区调解模式”之裨益

  1、继承了“善”的佛教礼仪习俗,推崇“和解”理念。历史上,藏族社会统治形态处于政教合一的情形下,部落习惯法的形成融入了太多宗教色彩的内容,散发着浓厚的宗教文化气息,被人们所推崇。“随着佛教的复兴,佛教的戒律逐步成为僧侣阶层的“法律”,走向整个社会。随着一些教派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社会管理上政教合一的领袖们不断将佛教戒律推及平民百姓。”并将行善的思想贯穿于解模式中,追求最终的“和解”结果。在藏族地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除了当事人一方是其他民族成分的人以外为数甚少,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民间调解的介入下组织双方当事人或亲属共同解决矛盾,平息纠纷,最终达到实际意义上的和解目的,不留“后遗症”。

  2、最大限度地体现当事人诉愿,纠纷原因阐释清晰,承担后果归责明确,自动履行义务积极。在藏区出现各类矛盾纠纷时,作为自觉承担消除矛盾、解决纠纷的民间组织——宗教人士、部落头人、权威人士等自行主持调解的人员,本着行为和意思表示趋于善意的角度,始终坚持“和谐相融”的自治原则快速介入到引发纷争的当事人之间,为纠纷主体实现握手言和的目标不懈努力。体现了我国民诉法第五十一条“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的规定精神,而且,能够认真听取当事人诉愿,尽可能地表达纠纷起因及损害后果,并从各自的立场提出解决方案。主持调解的第三人在掌握双方当事人全部纷争信息的基础上做裁决,共同达成的协议形成书面材料,清晰地载明承担后果一方的责任、怎样履行义务、违约制裁措施等事项,由当事人各执一份。

  3、遴选主持调解人员的空间大,信任度高,服从性强,对调解结果不留“后遗症”。除了针对影响大,涉及面较广的纠纷聘请部落头人、寺院宗教人士参与调解以外,其他一般的纠纷当事人随意邀请自己信赖的任何人可以进行主持调解,但对一方有利害关系的调解人实行回避制。这不仅拓宽了遴选主持调解人员的空间,严格的回避制度确保了调解结果的公正性,增强了信任度和服从意识。这种情况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领域更能显示其效果。国家刑事法律虽然对罪犯实现刑罚的同时附带的民事一并解决,但富有强制性的民事制裁不易执行,既是经调解达成的协议也往往因当事人的反悔而不能保证被害人利益的实现。因为,对被告人刑罚的同时让其承担民事赔偿形成被告人或亲属心理上的压力,认为“一罪二罚”不理解。实际上民间调解也同样是让被告人或亲属付出一定的物质赔偿为代价来消除彼此间的怨恨的,只不过纳入民间调解程序是在刑事尚未处理以前就已经达成了和解,并将和解内容反馈到司法部门作为从轻、减轻处理被告人的依据罢了。

   4、及时掌控萌发矛盾纠纷态势,介入速度敏捷,发挥功能明显。民间调解组织来源于民间,与牧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形影不离,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分散性、临时性、不特定的调解组织性质决定了每一个人几乎都扮演着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的角色,自觉承担着部落、族群间的调解义务。各类矛盾、纠纷的发生并无预期的时间段和具体的地点,面对突发事件,民间调解组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发挥其本身具有的特殊性质及时介入调解工作中,快速掌控事态奠定了基础,防止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5、立誓言断然公正态度,以信仰来管束行为。作为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集聚区域,宗教意识极为浓厚,对宗教的忠诚意识根深蒂固。如果谁背叛了宗教就意味着他就是生活在现实中的魔鬼化身,遭人唾弃和鄙视。因此,在藏区,尤其是涉及到伤害、偷盗等具有赔偿内容的矛盾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在具体的赔偿数额上如果产生不同的意见或者分歧,不能达成有效的协议时,主持调解的人员将会启动当事人换位方式要求赋有赔偿义务的一方进行宣誓的程序来解决,也就是说,履行义务的人换位到权利人的角度发誓,表明自己的公正态度。比如,甲某持刀捅伤乙某,乙某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五万元,而甲某只赔偿四万元,面对这种情况,主持调解的第三人并要求甲某将自己置于受害人立场宣誓:如果是本人受伤能得到四万元的赔偿可以接受的誓言,以此表示四万元的赔偿公正合理的态度。立下这样的誓言是要深思熟虑的,不仅反映了今后与人交往时其为人正义与否的道德评价依据,也是自身以后发生类似事件的“明码标价”。

  三、发挥国家审判效能的指导作用,使藏族民间调解模式趋利避弊

  笔者认为,在藏族民间调解模式中确立国家审判效能的指导作用地位,是范规和引导其纳入法制化建设轨道的尝试性举措。审判效能是指审判活动所蕴含的有利作用,取决于社会对审判的需求和履行职能的质量、效率。那么,如何发挥好国家审判效能在藏族民间调解模式中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并将国家的审判法律意识潜移默化到这种民间调解模式中,这就涉及到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机制的各个环节,笔者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1、建立诉讼联络员制度,完善与人民法院沟通联络机制。藏族聚集区域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对外界新生事物和文化的理解与接受能力比较迟缓,对国家法律法规不甚了解,也就形成了游走于国家法律边缘的诸多习惯法。当前,“藏区调解模式”确实在藏族现实生活中发挥了定纷止争、维护稳定的实效性作用,但也不能规避存在的许多问题和弊病带来的消极影响,这就是用国家审判制度的视野下得出的结论。那么如何将藏区民间矛盾纠纷处理模式与国家审判法律对接,实现二者处理各类纷争的效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目标呢?笔者认为,要认真考虑二者间应该架设一座相互衔接,相互沟通的“桥梁”——诉讼联络员。众所周知,国家审判效能已经日益成为人们对权利义务的公正追求和价值利益的体现所在,那么要实现诉讼的公正裁判目标,仅仅依靠旧的惯例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现实生活所保有的希望。因此,在各个乡镇配备专(兼)职诉讼联络员,其主要职责不仅要实行民间诉讼全程业务指导、监督的同时,反馈民间案件信息,使与人民法院之间保持沟通,随时提供法律咨询,并通过人民法院将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2、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使民间调解工作有章可循,有条不紊。1954年3月22日,《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确立了其法律地位。但到目前为止,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果洛地区除班玛县以外尚未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这就使得民间自发形成的调解人员运行调解权利的空间大,随意性强。是出现一系列违法调解、违规调解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有严格的组织程序,且委员会是推选产生的,人员组成和调整情况及时通报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经选举产生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必定是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具有群众基础,为人正直,口碑良好的人员。因此,人民法院又可以从中遴选人民陪审员,这就具备了双重身份,即能发挥作用,又好管理。另外,凡是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实行“持证上岗”制,要区别于民间调解人员。这一做法的推行必将为使民间调解体系纳入制度化管理不仅夯实了基础,而且疏通了处理各类民间矛盾纠纷合法、合情、合理的渠道。

  3、诉前介入,完善服务机制。发挥司法能动作用,进一步加大审判效能在藏区的影响力,以法制宣传工作带动巡回审判活力,以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来吸引牧民群众相信法律、依靠法律,最终实现通过法院表达诉求的愿望,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发挥诉讼联络员反馈案件信息的优势,及时掌握案件性质、社会影响、易难程度,从而合理安排调解人员,提供调解方案、业务指导和法律服务。从源头上制止和预防违法调解、违规调解案件的出现。在尊重当事人选择主持调解人员的同时,人民法院指定所辖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主动履行法律业务指导职责,进一步规范藏区民间调解的合法运行。以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基层巡回审判作用,全面排查矛盾纠纷。就地立案,就地审理的方式,为牧民群众提供诉讼方便的同时,通过庭审观摩,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群众依靠法律来解决争端的自觉性。落实诉讼费减免制度,坚持送法上门,将法庭搬到当事人“家门口”,切实解决牧民群众诉讼难、不愿诉、不会诉的问题。

  当国家审判制度和藏区民间调解模式为维护当事人利益而显示同等价值、作用和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尊重藏族人民在选择实现利益的途径。但目前的问题是,藏族民间调解模式潜在的利弊关系所导致的利害程度尚没有完全提升到国家法律层面去掌握和认识;国家审判效能在藏区民间调解模式中的指导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使得民间调解模式在藏区各类矛盾纠纷领域中的渗透力不断拓展,逐渐成为解决藏区纷争的唯一途径。然而,不管怎样,随着国家法律的健全和完善,藏族民间调解模式终归要步入国家法制化轨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符合实现法制化管理的必然要求和规律。
责任编辑:班玛县人民法院